全國人大代表陳友坤近日直指“不同意授權就不能用App”是霸王條款，呼吁從法律上壓實平臺責任。這話說到無數(shù)人心里去了——想用地圖查個路線，先問你要通訊錄權限；打開手電筒App，要讀取你的位置；連用個計算器，都想知道你的運動數(shù)據(jù)。不同意？那就別用。App的邏輯簡單粗暴：我的地盤我做主，想進門，先簽賣身契。

仔細想想，這合理嗎？你去商場買東西，店員說“你把手機密碼告訴我才能買”，你肯定轉(zhuǎn)身就走。怎么換成App，大家就忍了？因為平臺用技術手段，悄悄完成了一次概念偷換：把本該平等的服務契約，換成了你只能服從的服從協(xié)議。

什么叫服務契約？打個比方，就是你去便利店買水，你付錢、我給水，錢貨兩訖、各走各路。你不需要告訴我你叫什么、住哪兒、和誰通了話。可現(xiàn)在的App協(xié)議，更像是一份“俱樂部入會章程”：不授權，莫入此門；不同意，另尋他路。問題是，當打車、點外賣、社交甚至辦事都離不開這些App時，它們已不是普通俱樂部，而是我們離不開的數(shù)字公共空間。一個公共空間，執(zhí)行的卻是叢林法則，要么交出隱私，要么掃地出門，這本身就足夠荒唐。

平臺當然有理由：收集數(shù)據(jù)是為了給你提供更好的服務�？煞治鱿鄡院痛蜍嚒Ⅻc外賣之間，真有必然聯(lián)系嗎？國家網(wǎng)信辦相關規(guī)定寫得很清楚：收集個人信息應遵循“最小必要”原則，只限于提供服務所必需。分析相冊，顯然不是。

寧波市公安局不久前通報72款問題App，其中17款以“默認同意”方式索權，22款根本不提供撤回途徑。這意味著你的同意是一次性的、被迫的、無法反悔的。北京市通信管理局今年已對4款屢教不改的App直接下架。這些動作說明：監(jiān)管部門早就看穿了這套把戲。

可平臺為何還敢？因為成本太低，收益太高。每個用戶都在“同意”按鈕前猶豫過，但多數(shù)人最后還是點了。不是不在乎隱私，是沒得選。這種結(jié)構(gòu)性不對等才是核心——你一個普通用戶，對面是擁有龐大法務團隊和算法黑箱的科技巨頭。“自愿同意”在這種碾壓式權力面前，不過是給自己一個心理臺階。

所以，陳友坤代表提出“禁止強制捆綁”“優(yōu)化舉證責任”“推動公益訴訟”，不是小題大做，正是試圖打破這種不對等，讓“不同意”這三個字從擺設變成真正有力量的武器。

我們不是反對技術進步，也不是要回到?jīng)]有App的年代。打車方便，外賣快捷，社交離不開，但便利不該是犧牲尊嚴的代價。真正的數(shù)字文明，不該讓用戶在裸奔和出局之間做選擇。它應保留你說“我不愿意”的權利，讓拒絕授權的人依然有尊嚴地留在數(shù)字世界里。

北京已下架那些屢教不改的App，這是一個開始。我們希望有一天，當你打開新App，能坦然勾選真正必要的權限，從容拒絕越界請求，而不必擔心功能受限。這不該是一個奢望。